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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19-09-03 09:44点击:

  说来难忘,我是78级的大学生。那一年,报考中央戏剧学院,考戏剧文学常识和写作两门,前者试卷上有一道解词的题:“举国欢腾”和“百废俱兴”的“举”和“俱”各自的词义。彼时我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里教书,业余时间到丰台文化馆里参加文学活动。文化馆里聚集着一群爱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

  说来难忘,我是78级的大学生。那一年,报考中央戏剧学院,考戏剧文学常识和写作两门,前者试卷上有一道解词的题:“举国欢腾”和“百废俱兴”的“举”和“俱”各自的词义。我答对了后者,却答错前者。这两个成语,具有特殊年代感,和我完全个人化的考试记忆,竟然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。

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中,有些年月,千载难逢,不同寻常,无论对于历史,还是对于个人。

  那时候,“”刚刚被粉碎,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,才忽然觉得悲尽兴来、物转星移,才一下子觉得报国有门、济世对策,也才真正明白了 “举国欢腾”和“百废俱兴”是什么意思,仿佛天都格外地蓝了起来。

  彼时我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里教书,业余时间到丰台文化馆里参加文学活动。文化馆里聚集着一群爱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,其中有后来成为报告文学家的理由、小说家毛志成、儿童文学家夏有志,不幸英年早逝的评论家张维安……不过三尺微命,都是一介书生,在此之前,大家并不认识,却仿佛惊蛰后的虫子一下子冒出来似的,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般聚在了一起,坚信东隅已逝、桑榆未晚,将一份几乎丧失殆尽的文学旧梦,像是普希金童话诗里那条小金鱼一样,让渔夫撒网般终于捞了上来。

  我们一起编了一本叫做《丰收》的内部文学杂志,和那个“百废俱兴”的氛围是如此吻合,在那间也就10平方米的小屋里,激情和想象驰骋,争吵与辩论共存。或是剪灯听雨、拍窗对月,或是清茶浊酒、白雪红炉,或是干脆吃着5分钱一个的烧饼,喝着白开水,润着早已争执得沙哑的嗓子,将我们彼此写的小说或诗歌,像在舞台上一样充满感情地朗诵着,然后相互毫不留情地批评,突然冒出的好建议和噼噼剥剥的煤火一起蹿起来。我们甚至为文章里多了几个“的”字到底要不要而激烈争论,仿佛哈姆雷特在追问“是生还是死”一样认真而执著。

  我们也常常结伴,骑着自行车,一列长龙浩浩荡荡地从郊区出发,把车铃转得山响,一路迤逦而来,杀向王府井的新华书店,不惜排着小半天的长队,为了买那些重见天日让我们渴望已久的古今中外名著。那时,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1.85元一本、雨果的《九三年》1.15元一本、两本《古文观止》才1.50元……

  文化馆的文学组组长是理由,他大我整整10岁,为了能够让我抽出一段时间专门到文化馆里安心创作,他骑着破摩托车跑到我们学校里,磨碎了嘴皮子,找校长为我请假。他还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大老远地找到我家,为的是带上我风驰电掣地穿过半个北京城,跑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场当时的内部电影。而在大雪纷飞的春节头一天,张维安一身雪花雪人一样推开了我的家门,为了只是因文学而联系在一起的情感,还有一点点当时他那么坚定的希望,他总是果断地鼓励我说:你行,一定能行!

  我对自己的写作并没有信心,而且,投稿对于我来说更觉得山高水远,烧香找不到庙门一样渺茫,心里充满忐忑,却莽莽撞撞地开始了我投稿的生涯。那时候,投稿很简单,将稿子塞进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,在信封的右上角剪下一个三角口,再在信封上写上“稿件”二字,连邮票都不用贴,直接扔进信筒就行了。至于稿子是一去豪门深似海,泥牛入海无消息,还是幸运地得以刊用,全凭稿子的质量,再有就是运气了。

  我底气不足,投寄进绿色信筒里的第一篇稿子,并不是我自己寄的,而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田增科。我写了一篇纪念周总理的2000多字的散文《心中的歌》,先拿给田老师看,他觉得写得可以,便替我做主,装进信封,写上地址,在信封上剪下一个三角口,投寄给《北京日报》。投寄出去,我心里依然没有底,本是抱着出师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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